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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倒逼经营转型银行监管如何化解新难题

发布时间:2021-01-21 17:18:15 阅读: 来源:脱模剂厂家

市场化倒逼经营转型 银行监管如何化解新难题

如果用几组数字简单勾勒2012年中国银行业的普遍金融生态,有几个指标一定不能被忽略。  一是不良贷款,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5%,较年初增加513亿元,同时关注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4%,较年初增加629亿元。  二是,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总量比例由十年前的超过80%,下降至目前的60%以内,相反,债券规模(剔除国债、金融债与央票后)年均增长超过了30%,2012年三季度末已经提升至6.9万亿。  三是,截至今年9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资金余额达6.7万亿,较上年末增长47%。  这三组数据,恰恰对应2012年中国银行业四大“热”词——恶化的资产质量、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以及影子银行。这四个词汇内涵外延交织在一起,实为当下银行业经营生态的真实写照。  新挑战: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影子银行  进入2012年,中国银行业正在向过去30%-40%的高利润增长时代告别,而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却正在由恐惧一步步变为现实,蚕食着商业银行传统的生存空间。  过去两年,企业的债券融资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融资渠道,存款周期性波动,银行理财产品迅速膨胀……这意味着资本性脱媒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催生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新革命——资产负债表外化大热。而其背后则是金融产品发展创新与新业务违规并存的尴尬现实。  资产端,资本节约要求商业银行放慢风险资产规模扩张,发展低资本占用的规模扩张模式成为现实选择,2012年各家银行纷纷加大了零售信贷、债券和同业拆借业务的比重,其中兴业银行最为典型。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同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达到39.62%,成为首个同业资产超过贷款资产的银行。  负债端,据中信证券统计,上市银行中同业拆出占资产比自2005年的6%提升至2012年三季度末的12%,同期同业拆入占负债比由7%提升至15%,个别银行甚至超过了40%;表外则用银行理财产品创新留存客户。  同业已不仅是规模扩张的利器、有效的盈利手段,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一个例证是,同业业务正在日益被商业银行摆在与传统对公和零售条线同等重要的位置,各家商业银行或设立一级部门金融同业部,或进一步强化同业部门对利润的贡献程度,同业部门甚至向此前资金部等承担的“大司库”角色靠拢。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将压缩银行业的盈利空间,那么金融脱媒将压缩银行业的生存空间,商业银行面临严峻挑战。”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看来,两者将会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负债结构、客户结构带来深刻影响。  金融脱媒对客户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影响则是致命性的。中信银行副行长张强曾告诉记者,随着2012年债市大扩容,具备直接融资资格的企业越来越多,信用评级由AA以上降低到A,这意味着所有省市当地核心战略客户都成为具备发债资格的企业。核心企业不再需要通过银行借钱。  一句话,金融管制、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脱媒看似矛盾冲突的多重因素冲击之下,银行表内信贷收缩与体外融资渗透并存,由此,影子银行监管问题正应运而生。  旧问题:不彻底的市场化  尽管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此前曾表示,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与西方有实质之别,且无论理财产品、信托产品都置于监管之下,风险可控,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风险隐忧视而不见。  在最新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尚福林一针见血点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同业化和表外化的风险:“一些银行为规避贷款规模、监管指标考核以及限制性信贷政策等要求,借道信托、证券、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同业,通过发起理财计划、认购专项信托产品或信托收益权等渠道,将银行资金投向融资性项目,资产表外化趋势明显。”  银行的风险在于,上述相当部分业务中,银行承担了实际的代偿和兜底责任,而相应的风险管理远未到位,潜在风险很大。  然而,监管难题恰在于,如何在存量风险积累与增量风险不减并存的大环境下,寻求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之间的微妙平衡术。  正如一位监管机构中层人士所言,“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式没有很大的变化,无论是资产结构、收入结构和管理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老说发展转型不够,但是一转型就违规,不知道转哪去了。”  一句话,新问题,旧逻辑。  仅以2012年以来地方政府平台兴起的表外融资为例,进入2012年,在严苛的信贷准入门槛以及庞大的债务到期压力下,越来越多的融资平台正在改变原有融资模式,通过企业债券、信托计划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其中城投债发行量增长迅猛。初步统计,今年1-9月,共有393只城投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挂牌,筹资规模达到4686亿元。  “大部分城投债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特别是部分城投债由于市场认可度不高,导致承销银行被动持券,这使得平台风险仍大量留在银行体系内,并未得到有效分散,银行的实际风险敞口上升。”在上述监管人士看来,所谓“金融脱媒”不过是一场虚幻,风险依旧是银行在兜着。  高达10.7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正是绑在123万亿银行业资产上的一颗炸弹。  中国银行业今日之尴尬,恰拜昨日“四万亿”刺激计划所赐,而在2009年后中国银行业规模高速扩张背后,尚未彻底厘清的政府和市场、政府和银行的关系重新走回货币财政化的老路,“四万亿”裹挟之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一发不可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加上商业银行自身无节制地扩张。  相较国有银行改革所要解决的国企软预算约束问题,地方政府“软约束”问题更加严重。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扭曲。  过去五年,一方面信贷额度管控、窗口指导、存贷比等传统行政色彩浓重的监管手段频频祭出,另一方面,扭曲的价格机制导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以较低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2009-2011年三年高达25万亿的天量信贷投放,并没有给中小企业带来实惠,反而,将其驱向资金价格更高的民间融资,过去几年一个高达10万亿的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浮出水面。  无论是膨胀的影子银行,还是频频拉响警报的民间借贷,在一位地方银监局负责人看来,从根本上讲,仍是利率管制下的价格畸形。  他认为当前金融体系存在三个价格双轨制,一是银行内部贷款与理财的价格双轨制,贷款是绝对管制价格,理财更接近市场价格;二是银行与信托等影子银行,信贷是管制价格,信托更接近市场价格;三是市场价格也有正规与黑市之分。  银行利率合规合法,但不一定合情合理,所以利率扭曲了,使得金融体系内外、银行表内外风险相互渗透。这恰是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利率管制没有放开的背景下,即便金融业真正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也将是一个权力寻租的过程。  一位股份制高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本人并不同意目前流行的利率市场化将会使得利差缩小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没有缩小银行利差,而是扩大了银行利差。”  由于产权改革并没有真正一步到位,银行还是国家的银行,利率市场化下的竞争性定价或价格竞争,可能走向无规则、无协调的“恶性竞争”。  杨再平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和政府定价管制退出之后,一定要有一种机制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一段时期内对无序和过度的价格竞争进行一定的抑制,使之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和限度内,保持银行业的整体稳定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改革与转型:未尽的双重使命  “在变革快如闪电、形势瞬息万变、竞争激烈、价格下滑、利润被压缩的时代,以往的做法和熟悉的管理办法已不再灵验,于是企业转型变得至关重要。”早在两年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就引用了博西迪的这句话。  在2010年规模扩张、“以量补价”大行其道的年代,马蔚华有切肤之感。两年前,马蔚华便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生存空间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一是巴塞尔协议Ⅲ的落地,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改变;二是从银行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正在动摇银行业盈利的现实基础;三是中国社会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将进一步加剧。  两年中,作为外部约束条件的监管环境,随着12月7日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无论达标标准还是过渡期安排正在向现实回归,均较一年前内部讨论拟定的标准要宽松,而过渡期安排实质上放松了宽限期内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银行短期股权融资压力以及资产扩张约束。  不过,这并不能阻碍银行业愈演愈烈的脱媒冲击。在马蔚华看来,银行业正在经历的脱媒考验,可分为资本性脱媒和技术性脱媒两类。  近几年,以支付宝为首的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崛起,使得银行支付中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脱媒冲击;而进入2012年,马蔚华更是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消灭信用卡,银行也是IT属性”,高姿态进军移动支付领域。  当然,受到技术性脱媒的冲击不止于招商银行,进入2012年,建行进军电子商务金融领域,中信银行提出网上再造一个中信……都是商业银行主动迎击互联网金融之举。  “未来银行最大的竞争性威胁来自非银行方面,特别是网络信息领域的市场进入者,汇丰银行2010年就将最大潜在竞争对手定为谷歌公司。”上述股份制高层如是告诉记者,现在看来,上述两种脱媒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这必然使银行传统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果没有其他非利差收入补充,整体利润水平就会受很大影响。  简而言之,在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前,商业银行不仅要面对互联网金融崛起带来的技术冲击,也要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开放短期内可能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  更进一步讲,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高利润时代即将终结,商业银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用马蔚华的话说,经济是决定金融增长的。“经济转型了、经济放缓了,银行业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歌猛进了。”  2012年,各家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五年战略规划,无论是工行和建行的综合化和国际化战略,还是农行“城市农村一体化发展”;无论是招行“两小(小企业+小微企业)”战略,还是民生“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高端客户的银行”,各方皆试图从上述诸多难题中寻求体制性突破,寻找一条差异化竞争之路。  马蔚华在谈及招行两次转型时如是说,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商业模式转变的话,第二次转型就是管理体制的提升,而中国的银行业和全球银行业比,最缺的就是这一环。  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深层次的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  在上述股份制银行高层看来,战略转型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盈利模式、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三重转型。  “盈利模式转型方面,现在银行的转型同质化很严重,要想创造出新的盈利点是很困难的。”上述人士分析,同质化背后是金融创新不足,监管过度也是一个不得不重新审视的话题。  而在多位银行业人士看来,上一轮国有银行改革未尽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应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之一。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模式是从西方不同国家搬来的,又拼叠在一起,公司治理中要素太多,既有董事会又有监事会,更有党委会、管理层和股东大会;而国外银行的监事会和董事会并不同时出现。  过去的十年,中国银行业凤凰涅槃式的自我救赎和改革再造,为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础,但并不能将之归功于中国模式的成功。  下一个十年,市场化改革仍将是重中之重,危机并存的中国银行业也尚需继续证明,当前之成绩是过去计划经济优势的一次体现,还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所获得的。  路漫漫兮,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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